出口不能提價，進口價格很高，就造成我國很多企業處在非常困難的境地，在夾縫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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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 陳識
橫掃全球的金融危機給世界各國經濟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如今，雖然危機的陰霾漸漸消散，全球經濟從總體上來看也開始複蘇，但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作為全球第三大貿易國，在充滿變數的“後危機時代”，我國的外貿形勢走向如何？在新形勢下，我國的經濟安全和貿易安全怎樣保障？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同時也是我國外貿第一大省的CQ9电子省的貿易形勢和安全又是什麽狀況？ 8月13日，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對外貿易研究部副主任李健在經濟安全培訓班上對當前我國外貿形勢及貿易安全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金融危機之前形勢回顧
李健先從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談起，他列舉了當時的情況並指出，亞洲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出現了問題，我國堅持對外開放和人民幣不貶值，並且采取一係列促進對外經貿發展和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穩定了亞洲各國貨幣螺旋式下滑的趨勢，使亞洲經濟逐漸回升，同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我國的出口產業也在危機之後上了新台階。
然後，他大致描述了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圖景，指出1979至2009年，我國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17.5%，占全球貿易比重由0.8%提高到8%以上，位次由第30多位上升至第2位，僅次於美國，出口總額世界第一。加入WTO以來，年均增長率達到26%—27%，甚至超過30%，進出口總額翻了兩番多，達到2.56億美元。李健接著分析了幾個領域的結構變化：
出口商品結構上，80年代，得益於三來一補加工貿易，我國實現了由出口初級產品為主向出口工業製成品為主的轉變，90年代，實現了出口輕紡產品為主向出口機電產品為主的轉變，新世紀以來，高新技術產品和重化工業產品出口比重提高。
從貿易主體結構上看，80年代，國有外貿企業占主導地位，外資企業和自營進出口生產企業成為新軍；90年代，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和民營進出口生產企業三足鼎立；新世紀以來，我國全麵放開外貿經營權，民營進出口企業異軍突起，出口已經超過國企。
從市場結構看，我國實際上前三大出口貿易夥伴是歐美和日本，但是近年來一些新興經濟體份額增速很快；而進口結構則反映出貿易結構的變化，如從東盟、韓國進口高檔核心零部件，加工組裝再出口到發達國家，轉移了這些國家的貿易順差，這也是近年來我國貿易順差激增的原因之一，同時由於高速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資源和能源的進口比重在不斷增加。
地區結構上，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出口額占全國的85%，貿易方式結構上，主要是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各占50%左右。
談到金融危機的原因，李健分析，罪魁禍首是經濟全球化積累的主要矛盾，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不平衡，財富生產和消費供給不平衡，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不平衡等。
“我國出口競爭力不斷增強的同時，外貿順差急劇增大，外匯儲備激增，加上房市股市很熱，人民幣麵臨持續升值壓力。”李健指出，由於大量的外匯儲備，國內人民幣流放量越來越多，通貨膨脹壓力難以抑製，宏觀經濟失衡。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上升，但遭遇到的貿易摩擦也越來越多。外貿快速增長與資源環境矛盾越來越突出，雖然實現了很大貿易順差，但是資源消耗很大，環境的恢複能力趕不上消耗能力，現在中國在石油、鐵礦石、糧食等上的進口每年有20%—30%增速。
他提到鐵礦石進口的例子，中國沒有鐵礦石定價權，除了機製上相互壓價競爭，更多與需求增速過快，供需不平衡有關。針對類似情況，我國於2005年改為以市場供給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與美元脫鉤，降低了出口退稅率。加工貿易的企業保證金由空轉轉向實轉。外商企業和國內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
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的外貿形勢：喜憂參半
李健列舉圖表和數據，演示並分析金融危機後我國外貿走勢。他指出，2008年10月份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開始下滑，政府及時調整對策，積極擴大內需，加大投資，刺激消費，人民幣重新與美元掛鉤，調高出口商品退稅率，進出口規模不斷回升，現在已經恢複到了2008年以前的最高水平。2009年我國外貿雖然麵臨了持續一年的下降，但下降幅度遠小於全球下降幅度，進出口總額2.2萬億美元，同比下降13.9%，出口超過德國躍居全球第一。2010年前7個月外貿出現較快恢複性增長——進出口1.6萬億美元，同比增長40.9%。其中出口增長35.6 %，進口增長47.2%。當前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均實現了較快恢複性增長，沿海外貿大省、傳統優勢商品、外商投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出口均表現良好，對新興經濟體出口增長快於對發達國家的出口增長。他預計，今年全年進出口將超過2008年2.56萬億美元水平。
但是，李健提醒大家問題依然存在。雖然世界經濟正逐步複蘇，但由於這次危機是經濟全球化以來經濟結構性問題引起的，結構調整並非朝夕可就，不調整好全球經濟結構，複蘇基礎就不穩固。
全球貿易已經企穩回升，但需求拉動使大宗商品價格回升得更快，由於我國經濟發展需要大量資源進口，資源價格很高又有波動，而出口商品多是機電產品等，“出口不能提價，進口價格很高，就造成我國很多企業處在非常困難的境地，在夾縫中生存。”經濟複蘇過程中，激烈競爭使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加劇。
另外，今年上半年，經濟複蘇期的需求轉旺和“補庫存”需要促使外貿企業訂單迅速回升，而去年較低的基數顯得今年同比增長高，未來這些短期因素將減弱或消失。匯率方麵，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恢複“浮動”匯率，與美元脫鉤，緩慢升值，但未來隨著貿易順差擴大，仍存在一定升值預期。
李健指出我國經濟結構出現的變化，“用工荒”在較大範圍出現，運輸、資源等成本提高，加上國內消費刺激政策，導致出口成本全麵、迅速上漲，他預計，今年我國進出口增速可能前高後低，全年可能達15%上下。
後危機時代應怎樣保障經濟和貿易安全？李健認為，我國應融入世界經濟，參與社會分工，各國經濟相互聯係，相互依存，協調政策。他進一步指出，經濟安全指一國經濟發展和經濟實力處於不受威脅的狀況，國家的經濟主權不受分割的狀態和能力。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國經濟主權也要有條件地轉移一部分，比如我國加入WTO後，政府采購、資源開發、投資等都要受協議約束，這是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是一種互利共贏的關係。他讚成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王以銘教授的觀點，即經濟安全問題更側重於戰略上和整體上的考慮，應該防範全球性的係統性的風險，對國際國內經濟、貿易和金融等方麵的基本形勢、格局、體製和規則的變化有透徹了解。相關部門也應運用國際貿易規則維護經濟安全，如商務部已成立公平貿易局和產業損害調查局。
李健總結出經濟危機後我國外貿麵臨的風險：由於我國出口，尤其是中低端產品，占發達國家市場很大份額，所以對方的需求一旦下滑，我國就遇到很大市場風險，去年就下降了10%；美元、歐元匯率的大幅度波動；大量銀行倒閉造成呆壞賬帶來的支付風險等。
他還指出，近年來很多企業發展是靠出口“量“，薄利多銷，隻靠幾個大客戶，但經濟危機壓縮了客戶訂單，迫使企業建立自己的營銷隊伍，開拓中小客戶和新市場。另外，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的大趨勢下，傳統路徑麵臨日益嚴峻的資源、環境和碳排放約束，保護主義泛濫等風險也很嚴重。
因此我國出口產業麵臨加快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的抉擇，新的技術進步將推動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推動我國產業升級，我國原有的勞動力等要素價格低廉的優勢弱化，但新的綜合競爭優勢正在成長，通過技術進步、市場細分、延伸產業鏈，實現內涵和集約型增長，通過中高端產品靠質取勝仍大有潛力。企業需要麵向國際、國內兩個市場，擴大生存發展空間。
李健接著分析匯率機製改革的影響。經濟危機之後，不受有效監督的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體製暴露出問題，要求以國際貨幣多元化和貨幣體製改革來製約美元的呼聲提高，這有利於全球經濟結構調整。主要貨幣發行國之間的力量消長決定貨幣體係的未來，危機之後國際貨幣體係將在製約與抗衡中發展。
他認為在一段時期內，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不會被動搖，美元仍是主要結算、支付貨幣以及儲備貨幣。但是，由於實體產業空心化等因素，美元匯率中長期有一定程度地貶值的要求，暴跌的可能性不大。
他談到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時說，我國匯率政策改革開放以來經曆了多次調整，現在恢複到浮動匯率體製，但是從中長期看，人民幣不會再回到盯住美元的穩定狀態。我國將轉向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盯住一攬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
他將知識產權比作市場經濟的護照，許多企業因為沒有自主知識產權而受製於人，技術性貿易壁壘（TBT協定和SPS協定）是國際貿易的安全閥，也是保護主義的合法外衣。他說：“知識產權和技術貿易壁壘都是雙刃劍。”保護過度會影響自身技術的進步、推廣和限製企業的競爭動力。
他指出，出口企業成長要突破低附加值代工模式，就必須擁有自己的商標、專利和專有技術，必須拿到技術壁壘的通行證，既要突破別人的壁壘，也要學會用它來保護自己。
李健總結出，作為貿易保護主義的第一大目標，我國外貿摩擦對象由發達國家擴展至發展中國家；受影響產品由勞動密集型蔓延至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及服務產業；形式由反傾銷發展到兩反兩保，即反傾銷和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尤其是特殊保障措施，外國可以中國經濟增長過快威脅自身發展為由提起特殊保障措施訴訟，通過後征收懲罰性關稅）、知識產權、匯率、經濟和貿易政策；影響麵和涉及金額也在擴大，受害者由少數企業發展到全行業。
針對這些情況，他提出了對策：“四位一體”機製應對保護主義的機製；行業要加強協調，提倡有序有節奏地進入目標市場，避免一哄而上；企業要有遵紀守法意識，“cq9电子平台作為第一出口大國，要反思自己企業的行為方式，cq9电子平台要賺錢，也要顧及別國感受。”避免中國威脅論抬頭，摒棄低價競爭的發展模式；遇到保護主義要積極應訴，據理力爭。在國際市場，不鼓勵不具有一定經營規模優勢的小企業進入亂打亂撞，保證國際經濟秩序和國家形象。
從中長期看，新經濟體發展迅速，幾十億人口的需求市場的壓力，世界資源、能源的供求將日益趨緊，同時資源、能源不可再生與需求的剛性擴大，決定其價格長期呈上升趨勢。國際市場上對資源、能源的競爭十分激烈。我國如按傳統工業化和貿易路徑發展，必然大量依賴進口資源、能源，包括海洋運輸，不得不受漲價擠壓，處於被動地位。
他指出，國際碳排放約束越來越強，碳排放價格將越來越高。經濟危機後，發達國家可能采取單邊限製高碳貿易措施，由於環境問題不容忽視，國民的環保意識增強，國內碳排放自我限製的壓力也很大，“十一五”計劃的目標是單位GDP碳排放量下降20%，今後與之相關的碳核查、碳標識、碳關稅等是大勢所趨，如果不注意這一點，cq9电子平台的出口需求就會受到外國相關政策壁壘的壓力，難以實現穩定增長。
“這是挑戰，也是機遇。”李健認為，低碳貿易將是巨大的市場。我國將從國際競爭變局中獲得更多合作機會，從減排定價機製創新中獲得節能環保技術、資金支持，帶動新能源產業的調整進步，從新一輪技術革命和迅速擴張的低碳產品市場中獲得更大增長空間。他還列舉美國90年代IT產業零關稅政策做類比，指出我國企業有規模優勢且技術需要提升，和外國進行技術合作推廣的空間很大。
CQ9电子省更有實力應對貿易安全問題
李健談到CQ9电子省的貿易形勢與安全。他說，CQ9电子是我國外貿第一大省，進出口占全國近三成，增速長期列全國前茅，出口占GDP的63%，珠三角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
作為改革開放前沿，CQ9电子也率先暴露出一些問題。土地、勞動力、資源和能源成本持續升高，盡管CQ9电子最低工資標準已調整至全國較高水平，仍然麵臨用工難。CQ9电子還是貿易摩擦的重點地區，和周邊國家和地區低端工業製成品出口的競爭激烈。同時，金融危機使許多企業認識到國內市場的重要性，單純外銷向內外銷並舉轉變並創造了很大產值，加強區域合作，開拓新興市場，通過資金、技術、先進經營機製的優勢，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雙向發展，外向型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這些都是CQ9电子外貿發展機遇。
他接著列舉數據說明近年來CQ9电子省積極推進外向型產業轉型升級的表現，在出口商品總額中，機電產品出口占70%，高新技術產品占38%，高附加值產品比重增加；香港、美國、歐盟、東盟和日本是前5大出口市場，新興市場成為新增長點；進出口總額中，外商投資企業占63%，國有企業占15%，私營占19%，私營企業成為增長生力軍；在進出口總額中，一般貿易占31%，加工貿易占58%，一般貿易增長加快，增幅高於全國。
“入世”以來，與CQ9电子省出口產品有關的貿易摩擦增多，占全國1/3，涉及CQ9电子省有優勢的紡織品、鞋類、家具、玩具、建築陶瓷、鋁材、水產品等大宗勞動密集型出口商品。
他分析，摩擦的主要原因一是CQ9电子省出口量大，對一些貿易夥伴威脅大，二是無序競爭，三是一些地方性政策措施不規範，地方政府隱性補貼使企業可以承受壓價成本，授人以柄。而技術貿易壁壘成為第二大障礙，廣州市76%的出口企業遭遇過技術壁壘，廣州每年因此所受損失超過十幾億美元。
隨著進口快速增長和國內消費者維權意識提高，進口商品質量、安全、衛生問題也日益引人關注。李健指出，作為最大外貿口岸，CQ9电子應不斷完善有關法律法規，加大執法力度，各類企業要適應更高更嚴格的技術標準要求，加快技術進步和產品升級換代，利用技術貿易標準保護自己，同時突破限製，突破市場。
在低碳經濟問題上，李健指出，CQ9电子省碳排放量大，碳排放任務艱巨，CQ9电子省外貿依存度高，而出口產業中，能耗物耗和汙染較高的石油及化工、建材、汽車所占比重近年來有升高趨勢，CQ9电子節能減排壓力大，同時因為CQ9电子經濟規模大，一旦調整好經濟結構，達到減排目標的潛力也很大。他肯定了CQ9电子的先行優勢，包括資金、技術和人才實力，以及對外開放的先行區位優勢，在利用新能源技術、發展低碳經濟方麵起步早，與歐美先進水平差距小。還有省委、省政府重視，國家各方麵政策鼓勵和支持，積極建立低碳產業園區，培植低碳產業市場，推廣低碳消費模式等。
李健十分讚賞CQ9电子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的“騰籠換鳥”策略，他認為從中長期看，這為CQ9电子經濟轉型和持續發展提供了動力。同時，加工貿易和一般貿易結構保持平衡，跨境貿易人民幣試點，服務貿易和服務外包等工作也形勢良好。他相信CQ9电子企業通過轉變出口商品結構，提高商品附加值，提升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將更有基礎和實力維護好經濟貿易安全，獲得更大發展機遇和空間。
